来源：中国新闻周刊
当拒绝了一切之后，发现只有音乐是不能拒绝的
年夏天，因为在《乐队的夏天2》中演唱《道山靓仔》，五条人乐队火了。
在那档综艺节目中，五条人乐队即兴表演了2次，被淘汰3次，返场4次，最终拿到亚军。人字拖、皮衣、花衬衫，都成为了他们的标志。
谁也不会想到，两年多后，乐队主唱仁科会出现在另一档综艺节目《披荆斩棘2》的舞台上。
就在决定参加节目之前，很多人劝仁科不要去参加，因为他既不了解综艺节目的规则，也没有尝试过唱跳舞台。
但仁科还是去了。
节目中，仁科选择的是一首年发行的老歌《站台》，那一年他一岁。
节目录制前，仁科回了一趟海丰，带着父亲去了KTV，点唱了一曲《站台》。他想听听上一辈人怎么唱这首歌，但他并没告诉父亲自己即将在一个节目里演唱这首歌。
这是父子二人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仁科的父亲在海丰开了一家卡拉OK歌舞厅，每天晚上都会有顾客上台点这首歌，节目组问及选歌原因时，他写了这样一句话：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口音唱同一个“站台”，这也是一个大时代的情感符号。
今年，仁科的父亲60岁了。在节目中看杜德伟演出时，仁科对着镜头说：“因为杜德伟同我爸（是）一模一样的年纪，我一看到的时候，其实有点感动。”
“我在想如果要参加《披荆斩棘》，应该是我爸来参加，因为他唱歌唱得很好听。”仁科说。
比起电话交流，仁科更喜欢面对面。
他随手拿起身后书架上的一本书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，自己最近在看卡尔斯·布考斯基的诗集。
因为阅读时间被快节奏的节目录制打散，他把这件事挪到了化妆间、高铁上和睡前。
以下内容根据对仁科的采访整理。
追寻一切有趣的事物
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家里开了一个卡拉OK厅，《站台》曾是最火的一首歌。
那时我不懂，现在想明白了，在那个年代，很多离别都发生在站台，而且有些人一走了可能就是一辈子。
时代变了，站台现在的意义已经消失了。高铁站上，人们走来走去，也不会有以前那个感触。
我出生在汕尾捷胜镇，那里没有火车，是汽车的最后一站，再下一站就是大海了。车站破破烂烂的，周边也有点荒凉，但是挺酷的。
我曾经的专辑《春就很好听了》封面就是一群人在追赶一辆汽车，用的就是那个站台的意象。
我家的卡拉OK厅楼下是一家电影院，我常常透过一道门缝去看电影，电影院老板的儿子有时候也会带我进去。
附近有一座山，山上除了水晶，还有玩具厂扔的废弃材料，那种材料有黑色的，也有绿色还有蓝色的，晚上在被子里看会发光，我也会去山里去找，但只找到过一块水晶。
后来，我爸又接手了附近的一个发廊，但没做多久就亏了，我们就搬到了海丰。
我在贝雕厂干过，在贝壳上画画，半年画了多个贝壳，老板要给我升职，但我辞职了。贝雕厂处于试营业期间，没有接到什么订单，只有四五个人工作，整体还是很轻松的。
我陪朋友去过其他工厂找工作，那里工作强度很大，加两天班休息一天，但那一天也不是真正的休息，只是不用加班。
多年后，我去广州郊区看另外一个在工厂工作的朋友，我走了好远的路去找他。但他出来见还要向工厂申请，整个流程像探监一样，他告诉我工厂还压了他一个月工资。
我鼓励他离开，但我知道他一不小心可能就又回到工厂去，就像纪录片《杀马特我爱你》中那样，他们从一个工厂离开，又去了另一个工厂，本质上来看，人的成长方式没有变。
但我总觉得不对劲。比如说，在一条长长的隧道里往前走，看到一束光的时候，有的人会觉得马上走出隧道了，但我觉得那不是光，是另外一辆火车要开过来，很压抑，得赶紧走。
后来，我那位朋友听了我的话离开了工厂，成为了一名发型师，他在我写的一篇小说里出现过。
刚到广州的时候，我住在石牌村，对面是个废弃的跑马场。我们当时租的房子隔音很差，我睡不着就去那里练手风琴。后来我写了一首歌《疯马村永恒的一天》，里面写“楚雄他被马给踢翻/眼珠挂在那树枝上面/美丽得像树上的果实/在朱红色的天空下面/鸭子跟鸡在吵架/今天请看这天空/楚雄跑得比马还快”，灵感来源就是那里。
跑马场的对面有家酒吧，每个月7号就有一帮诗人和媒体人聚在那里看话剧演出，我用手风琴给他们配乐。这些都出现在了我的小说里，我写完还给一个好朋友看了，他很喜欢，管它叫“神经童话”。
因为内容不适合小朋友看，里面有成年人才看得懂的问题。
在广州时，我做散工。在琴行卖过钢琴，也教别人弹过吉他，一开始还挺好玩的，做多了就挺无聊的，每天都要打卡。
三个月下来，我只卖掉了一台钢琴，工资太少，就不做了。
后来，我在大学里贴过海报、在购书中心门口摆地摊卖过书。
我19岁那年，赚到了多块钱，我背着吉他去了湖南旅行，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。
仁科一直很喜欢坐火车。图/受访者供图
出门前，我对火车充满了想象，在我的想象里，我可以在那卖唱挣点钱。虽然最后没有实现，但我在餐车和一个列车员聊了天，她还看了我写的一些东西，现在想想挺美好的。在湖南不到一个星期，我就花光了钱。
在广州市，我认识了阿茂，还有很多酒吧认识的朋友，他们都比我大，更多时候我都在听他们讲话，而且我也乐意听他们讲话。
后来，巡演、采访包括和观众解释歌词含义，都是阿茂在说，我在旁边比较安静。
当年，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好玩的。去酒吧蹭酒是开心的，花五块钱去发廊听自己带的CD唱片也很开心。
我没缺过钱，缺钱就会从阿茂那里拿一点钱来花，一路上过得挺顺的。
创作就像打猎
起初，我没有把音乐当成工作，或者当成什么理想，因为赚不到什么钱，你无法因此获得期待。
但后来，当我们拒绝了一切之后，发现只有音乐是我们不能拒绝的。
年我开始写歌，到年间没有任何演出机会。年我和阿茂成立了五条人，第二年，我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《县城记》，开始四处演出。
当时，我和阿茂拿着中国地图，画巡演路线，一条是沿海路线，一条是内陆路线。我负责收钱，阿茂负责联系场地。广州是我们的第一站，门票是30块钱。
在一些没有livehouse的城市，我们就联系书店或者咖啡馆。老板们都很热情，但到了现场时，发现没有调音师，只能我唱歌阿茂调音，阿茂唱歌我调音，能出声的只有“一条人”。
有次在酒吧的演出，演到一半发现音响没声音了，我和阿茂找了半天，最后发现插排上的电源被拔了，一位顾客正在给手机充电。
每个城市观众都不一样，在广州有一百多人，在重庆时，台下还有十几个观众，等到了成都，台下只有4个观众。
通常，演出场地会和乐队按照比例分门票收入，但有的时候门票卖得实在太少了，老板们就把演出费全给了我们，还有不少老板请我们吃饭，甚至让我们住到他家里，还能省出一些住宿费。
第一次巡演我俩跑了十几个城市，最后每人赚了80块钱。
很幸运，我们的乐队从一开始就在盈利，从来没亏过。
参加《乐队的夏天2》之后，我们有忙不完的通告，节奏一下子就快起来了，但其实我们以前就有过快节奏的阶段。
我们尝试过“自杀式巡演”，就是安排一周去五个城市巡演的节奏，甚至还想过一周内全部演完。一是为了省钱，更主要的是我了解到一些国外歌手的巡演行程安排很密集，我记得有一支乐队30天演了29场，一直演到乌鲁木齐。
他们对自己这么狠，我们也想试试。
在青岛的时候，鼓手先扛不住了，心脏难受，医院，我和阿茂接着演，最后是在武汉和鼓手汇合的。
很多年后，才有人告诉我，国外乐队之所以对自己那么“狠”，是因为人家有后勤保障，人家有团队，不像我们，都是自己干。
年五条人在长沙livehouse的专场演出。图/受访者供图
在街头摆摊的时候，大家就讲究先来后到，所以在音乐节上我们从来不争演出顺序，当然，我们也想制定规则，但不是为了破坏规则而去制定。
音乐节上，我们看到场地附近有烂尾楼，就会临时加唱一首《烂尾楼》；在后台看到有人在打麻将，就在唱《热带》的时候，把麻将桌搬到舞台上去，让四个人在舞台上继续打麻将。
乐队在排练和制作过程也是充满了变化的，而不是按部就班地做一个框架，大家就不动了，我们是开放的，合作中遇见了有即兴能力的乐手，也会为他保留现场即兴的空间。
做音乐要懂规则，但也要懂得游走在规则之外。对我来说，每一次创作都类似于去打猎，就像走进了一个充满危险的、未知的地方去碰撞，如果我很清晰地预设到路线、怪物的位置，那就没意思了，我连出发都不会出发，对吧？
举例来说，在写《地球仪》的时候，不到一个小时就写成了，歌词是我之前写的一个小故事，副歌旋律和歌词“我想今夜我喝多了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为什么你还是滴酒不沾，为什么你还是铁石心肠”是瞬间想起来的，还有《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啊》也是。
也有改来改去，搁置了很久才出的歌，比如说《烂尾楼》《一半真情流露，一半靠表演》之前一直改旋律，很久才发出来，这不会让我觉得消耗，因为不是必须要在当下完成它。
参加《乐队的夏天2》前，乐队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，瓶颈大到可以开过一辆卡车。
但瓶颈大，我们的瓶子也很大。是创作，就会遇到瓶颈。
松弛是可以装出来的
很多人说喜欢我身上的那种松弛感，但松弛感是可以装出来的。
我在《乐队的夏天2》和《披荆斩棘2》两个节目里的状态不同。有一个原因就是在《乐队的夏天》里，有很多熟人，大家可以一起喝酒，之前在音乐节和livehouse碰到对方，也常喝酒。即便不认识一些乐队，也听过对方的音乐，知道对方是什么样子的。
但在《披荆斩棘2》里不太一样，有一些不知道你是谁，即便知道也没听过你的音乐，职业身份和经历不同，也存在一下子记不住所有人名字的情况，必然会有社交场合上的尴尬。
我不怕尴尬，比如说几个人在饭桌上，突然间没话题了，我会停在那看沉默要多久被打破，我可以打破它，但会刻意不打破它。
人在陌生情景里紧张很正常，紧张是一种心理反应。
我在石牌村住的时候，半夜睡不着就去地铁口里找那帮流浪歌手，他们聚在那唱歌，一个人我都不认识，大家一起聊天，吉他从每个人手里传过来，到了我，我就弹一段。包括我摆摊要马上跟陌生人聊天，都不会紧张。
但紧张其实挺好的，它会提高我们的警惕。在演《世界第一等》的时候，任贤齐、吴卓羲、张峻宁在吊起来的钢架上彩排的时候，钢丝突然间晃了一下，我看见非常紧张，到了演出那天，我也特别紧张地看着，很担心，所以我唱得没有彩排那天好。
我听朋友说，足球运动员梅西至今参加比赛前都会紧张，但不影响他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。
我现在去音乐节演出不会紧张了，但是会特别期待，特别兴奋，它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。
从年开始，我和阿茂每年春节都会回海丰办一场“五条人回到海丰音乐会”。初衷是不想在家走亲戚，想找点乐子。
一开始只有朋友买票来听，后来越做越大，到了年，我们在一个空地搭了舞台，来了将近一千个人，还有安保来维护秩序。
为了这一天演出，我们大年三十都在开会。我哥会给家里人买票来听，每年都能赚点压岁钱出来。
五条人的音乐属于海丰，但不仅仅属于海丰。
《地球仪》里有一句歌词是“沙漠中的摇滚乐冲出了沙漠”，也可以把它类比为五条人和海丰之间的关系。我写的时候想到的是非洲马里的一支叫Tinariwen的乐队，“Tinariwen”在塔马舍克语里意为“沙漠”。我很喜欢他们的音乐。有一次我去香港演出的时候，在地铁上看到了这支乐队的照片，他们穿着长袍，拿着电吉他，在沙漠里演奏。
我后来在我们的歌里有意加了包头话、长沙话、粤语、泰语，它们分别和故事场景结合在一起。因为我更愿意听到不同声音，就像街头上和电影里，声音也是一种表演，字正腔圆的发音会把一切给抹平。
我们原本计划要开一场万人演唱会，但是拖到了现在还没开。
万人演唱会，如果不算上世纪80年代的唐朝和黑豹，近十年来好像就只有新裤子、重塑雕像的权利、五月天这样的乐队实现过。
接下来还会有五条人。大型演唱会要求跟灯光、舞美等各方面配合上的精准，对我们来说又是一场新的冒险。
此前，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唱跳，背着20多斤的手风琴跳舞，不方便。
在《披荆斩棘2》的舞台上，我试了一下，很难，记下走位就忘了歌词，记下歌词又忘了舞步。
仁科在《披荆斩棘2》二公舞台上表演了《马》。图/《披荆斩棘2》官博
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练习，跳来跳去耳返还是会掉，我只能换成定制版，这比乐队排练难多了，我会想，拉上阿茂一起练的话会怎么样。
在第二次登台表演前，我提了建议，希望有可以喷火的手风琴或模拟“时光倒流”的舞台效果，但被拒绝了。
导演曾经问过我，来到节目和哥哥们一同学习、排练最终完成舞台表演后，有没有觉得达成了什么人生目标？
但我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，我来到那里，和他们玩就是玩，聊天就是聊天，唱歌就是唱歌。
那一刻只是想玩、想聊天、想唱歌，没想过人生目标。
作者：殷万妮